文史傳統與中國研究

　　一、文史傳統作為方法?

　　雖然奔著“作為中國研究方法的文史哲傳統”這一主題，我原來提交的文章實在有點勉強。勉強不是因為敷衍，而是不喜歡抽象地談方法，我喜歡奔著具體問題去，把有關方法的考量都置于其中。抽象談方法很容易是虛晃一槍，最多令受眾“不明覺厲”而已。具體實在的研究，無論結論對錯，受眾都會用自己的經驗來比較、分析和評判。我也不是反對方法，只是一直認為，人類總體上更關注后果，所謂“實質正義”，而真的不那么在意研究者的意圖、程序或方法。而且，一個真正好的研究很少是因為其方法。

　　這世界上沒有什么獨門暗器，你抓住了，就可以穩步推進，保證成功。某些技術性演變、創新和發明確有可能遵循某種方法或程序來推進，但人文社科研究的，甚至自然科學的，重要發現和創新不僅不可能因遵循了什么方法，相反，更可能是某項發現會引發方法創新;多出一種方法，甚至置換了之前行之有效的方法。有許多研究發現甚至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好聽的說法叫做“神龍見頭不見尾”。張五常說，如果科斯不是一腳踩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例子(無線電頻率相互干擾)，可能今天都沒誰注意到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①這種情況其實不少。

　　研究的精妙只可能在具體研究的精細分析論述表達中充分體現，有時作者未必自覺，甚至并未有心讓讀者察覺。方法也都有個分寸或“邊界”問題，這也不是方法本身可能回答的。如今統計學很講求方法，很程序化，一步步都很清晰，但關鍵仍然是研究者提出了什么問題或猜想，碰到了什么材料和數據，否則就會“垃圾進，垃圾出”。

　　薩繆爾森引用蕭伯納的話：“能做科研的就做了，做不了的就愛倒騰科學方法。”②這話說得很對。方法最迷(惑)人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承諾了某種“普世性”。但只要回顧歷史，就會發現，方法往往與時空相關，即是社會條件催生的。在有統計方法并積累了可利用的數據之前，文史哲的方法，就是邏輯分析、記錄歷史，其中甚至包括了編故事和傳說。也因此會有柏拉圖的理念，所謂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辦法;但也有諸如讖緯這種最終令人絕望的努力。還有早期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如社會調查、訪談等。

　　在我看來，這些方法基本都是當時條件下的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或者說因陋就簡，也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努力，但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先想個方法，然后按部就班展開。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成本太高了。不出現文字，沒歷史記載，就不會有文本解讀或闡釋問題;正史中就不會大量借助很戲劇性的想象，例如“大禹治水”“烽火戲諸侯”“彼可取而代之”之類的，導致今天的學人要甄別區分古文獻中的歷史記錄和文學想象。

　　研究跨文化的或陌生的村落或社會，一定需要更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才能了解當地人們的生活習慣，熟悉其語言。若研究故鄉，訪談和調查的必要性就大大弱化，乃至可以，也會更多甚至大量借助回憶或反思，盡管研究者一定要有另一種生活經驗為參照。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尤其是《鄉土中國》就非常典型，從他的寫作發表過程來看，那就是反思的結果。③

　　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城市社會，才需要且可能用問卷調查，做統計分析。但隨著海量數據的累積，我判斷，曾經流行的問卷調查，很可能日薄西山了。人們今天很容易借助其他遠比問卷更準確的渠道，不僅是大數據，甚至是全數據，來分析、判斷、理解和應對一些問題，想想，可用來預判美國大選結果的“義烏指數”，比官方國內生產總值(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現狀的“克強指數”(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的結合)，以及新冠疫情中的“健康碼”。

　　一些歷史研究，當涉及考古時，則必須甚至主要借助現代自然科學技術手段。重視方法，有時也是為了避免自身偏見，弱化受眾的前見/偏見，減少無聊爭議，但這并不總是行得通。有時，同樣的方法，結論也沒錯，但只要結論與讀者的前見、好惡，甚至就是意識形態抵牾，就不接受顯然的結論。“史詩互證”，陳寅恪考訂白居易“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失實，可謂博學，也精細，對其他相關研究可能也有意義。

　　但我就是覺得，這種矯情沒意思。但許多人，連陳的一本書都沒看過，就跟著贊揚;還說是首創，把諸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的詩句都忘了。④郭沫若從“卷我屋上三重茅”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類的詩句中，指出杜甫的地主階級意識。⑤我覺得這真很令人信服，尤其是那個“寒士”至少曾讓少年時的我多了個維度理解當時只知整體化崇拜的“詩人”群體。而且杜甫有這種偏見，也沒啥丟人的。但有不少人認定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是迎合之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有意義，但也不能太當真了。方法未必真是個或只是個“利器”。

　　二、必須面對現實和未來

　　中國文史傳統一直是發展、延續和變化的。這個傳統，明顯是個人或群體的各種活動留下的文化痕跡，包括了文字以及其他各種方式的表達，但我的判斷是，催生、塑造和維系這個傳統的最大變量其實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這個傳統本身，也不只與個人才華相關，更主要是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產生活組織方式，以及發展出來的相應的科技能力。任何地方人們的生產生活組織方式都會很受地理影響。

　　中國這片土地不僅山川地形特殊，而且今天放眼來看，在地球上的位置特殊，氣候也很特殊。歷史中國的家、國、天下，不能僅視為一種思想例如儒家思想的產物，它們更可能就是在這種自然地理環境中，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面臨的麻煩和問題。中原的地理地形，催生了各地的農耕，形成主要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父系農耕村落，“家”。但內憂，即黃淮海河流域的廣義治水，以及外患，即農耕區與周邊廣大區域內非農耕族群的沖突，促成以村落為基礎必須且逐步整合成政治經濟文化日漸統一的農耕的“國”，進而反襯出其周邊非農耕的“天下”。

　　歷史中國，分分合合，時分時合，逐漸融合。圍繞著這些一直令人糾結的麻煩，中國政治文化精英，并不只是儒家如孟子，形成了圍繞家、國、天下展開的一系列話語和話語實踐。后世歷代政治文化精英也不得不以話語回應、以制度應對這三大問題。歷史中國的文史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片土地，尤其是中原農耕文明的思想文化產物，有助于創造和穩定家、國、天下的基本制度和格局。

　　一方面“天不變”，只要經濟生產方式不變，“道亦不變”，制度發生的機制及應對原則很難改變。但另一方面是，隨著各種變量的累積、交流和發生，又總會促使社會在許多方面有所發展和變化，包括了淘汰和更替。文史傳統也是如此。今天我們說的文史哲傳統就是現代中國人對歷史中國文史(或經史子集)傳統的一個重構，因為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有哲學性質的思考和表達，典型如老子的箴言，但很難說有作為學科的“哲”。這個傳統今天肯定會繼續發展和變化。

　　不是因為時間本身很神奇，也不僅因為現當代的國際學術交流，最大的變量其實是20世紀以來中國自身的變化，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科學技術化，大大改變了人和社會的知識甚或文明需求。這種改變是制度結構性的，不是單線進化的，即便有人希望是進化演進的。換言之，這個變化未必是任何確定意義上的優勝劣汰，而更多是結構需求的轉換。我們即便努力，也很難甚至無法早早預知和有效應對。例如，如今紙質書的閱讀明顯減少，甚至會繼續衰微，但其他方式，包括我不習慣的抖音，交流、交換或傳播的信息，以及人們對信息的自主汲取、追求和創造，一直會增加。

　　具體說來，首先是文，不只是古代的詩文曲賦，甚至近現代新文學，都在改變，有些甚至就是直接衰落了，乃至哪天會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甚至無論怎樣干預，也只有點安慰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就逐漸失去轟動效應，那還主要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學——小說、新詩和戲劇;20世紀90年代大為流行的金庸作品，如今也開始遠去。中國法學界也算有過法律與文學的研究，所謂文學中的法律，多年后才發現，從一開始，那就是個贗品，其實主要是電影中的法律，而不是傳統的文學——小說和戲劇。

　　但這未必可悲。換一個角度看，這意味著，今天的文藝已不再承擔那么多社會教化功能了，這也許部分就是法治的結果�，F當代文學研究者可能會為此困惑，不得不轉行研究文化、傳媒、電視劇/網劇、社會思潮等。前面已提到，傳統中國的“哲”很可疑。在我這個外行看來，這個“哲”更像現代學人對中國文明，尤其是早期的重要思想家的智慧的闡釋或重述，無論是否以西方學術傳統做參照。將之定義為“哲學”，填補了一個空白，沒人反對，也沒法反對。但說那是古人的思想或智慧，沒錯，稱其為“經學”也沒大錯。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哲學/思想/智慧/箴言與今天有多少關系呢?

　　如何勾連，如何附會，如何延續或推進?相比之下，在文史哲三科中，史學是發展最好的。實際上，自近代以來，歷史研究就已大大拓展并且改觀了，改變了傳統中國主要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展開的歷史。歷史地理、經濟史、民族史、邊疆史以及考古等都使歷史研究日益實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因素也因此得以逐步但全面滲透歷史研究。歷史研究也向其他學科蔓延，直至催生了諸如考古這樣獨立的學科。

　　這一分析令我很懷疑有一個作為或可以作為中國研究方法的文史哲傳統。這就是前面我一直用“文史傳統”的緣故，并且，在近代之前，這也一直是農耕時代的產物。隨著20世紀以來中國巨大和偉大的變革，這個傳統與當代中國的文化距離拉大了，許多人都覺得陌生。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個文史傳統曾有助于應對(主要還不是研究)歷史中國的某些問題，也仍可能有助于今天部分文史或社科學者研究歷史中國的某些問題，但如何用這個傳統來研究當今那些被人們認為屬于文史哲領域的問題?它似乎不大可能普遍、有效且成功地用于研究我們面對的今天的中國和世界。

　　三、必須超越方法

　　文史傳統有消長，這卻不意味——即便可以——應當摒棄中國的文史傳統。當今，研究中國需要創造，也必定會有創造。這個創造也正在發生，即這個文史(哲)傳統的蛻變、發展和豐富。因為這個時代需要，并為這種創造提供了可能。文史哲傳統一定會在我們前行中繼續，但不能，也不應，只是作為方法。我不排斥“為己之學”，這類表達中不僅有某些重要的洞察和見識，也還可能分別地或共同地承載了某些我們目前還無法察知的重要信息。即便真的沒有蘇東坡所說的那種“李太白之樂”，留著也無害，無妨。

　　然而，基于知識的社會功用，也基于今天很多學人承擔著傳授或普及知識的責任，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基于更經驗的傳統來甄別和重述，進而可能通過各種研究來重構和拓展中國文史傳統的某些命題，并予以系統理論表述。其中肯定包括方法，但絕不限于，甚至主要部分不會只是方法。例如，道家的老子和法家都為今天人文社科研究者提供了一些方法指南。我就非常喜歡“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說法。⑦

　　除了可以理解為“一視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這也是個重要的方法提示，即研究過程中要避免把個人偏好或社會理想直接搬進來，或將之“翻譯”為事實，尤其是別總想著“為天地立心”。政治文化精英個人有理想追求和道德勇氣重要也必要，但會做事、能做成事更重要。

　　做事的麻煩在我看來主要還不是有沒有理想和勇氣，而是有什么資源，以及能不能具體務實有效地應對和處置。甚或，一定要理解，有許多問題，早先那可能是真沒法子解決，當時的政治文化精英也就只能唱點高調，行行“禮數”。想想古代，每年仲春亥日，皇帝率百官祭祀先農神，親耕一畝三分地。這種禮儀發生的最重要原因，在我看來，并非古人真的相信有“先農”神，或因為西周傳統的神圣，而更可能是傳統農耕中國的中央政府沒有其他現實可行且能有效激勵農耕的政治、文化、技術手段和措施，只能擺個祭祀先農的儀式，其實際功能大致等于今天中央向全國各地發個“一號文件”。

　　如果這個解說還有點道理，那么，促成這一祭祀發生的其實是社會功利，而不是皇帝和百官的信仰。如果我們今天只是從史書記錄或前人解說的層面關注這個傳統，追溯這個“禮”的源起，甚或主張照葫蘆畫瓢，那就是邯鄲學步、刻舟求劍。今天，中央政府會發文件，但其關注的不僅有春耕，還有夏種，也更在意中央和各地對農機、化肥、農藥和種子的調配，關注水利建設等。

　　四、也必須超越中國

　　真的，這可以超越中國。我的意思是，或可以用家、國、天下來理解歐洲或其他文明�，F代歐洲各國人，日常生活在各自社區或各自業內(這就是他們的“家”)，作為公民他們生活在各民族國家(他們的“國”)，但這些國家大致分享了基督教文明(他們的“天下”)�；蜻�可用此框架來勾勒和理解伊斯蘭世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東正教社會(俄羅斯、白俄羅斯、東烏克蘭以及塞爾維亞等)、南亞次大陸、美國和“五眼聯盟”以及拉美各國等。其實，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大致就是以這種方式理解世界的。

　　文史論文范例：從《文史通義書教》看章學誠的史意

　　有別于亨廷頓，我只是不認為美英能與今天歐陸各國(俄羅斯等國除外)利益持續一致，持久維系一個統一的西方文明。因為如果西方文明能包括北美、澳大利亞、新西蘭與中西歐，那么似乎就沒有理由不包括當代日本——亨廷頓認為日本構成一個獨立的文明，但無論歷史還是今天，在我看來都很難成立，甚至這個框架或還可能解說美國今天面臨的一些問題。

　　我不是說家、國、天下的框架正確，更好，更值得推薦。概念只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工具，不可能取代我們更精細的考察研究。我說的只是，從特定時空也即歷史中國扒拉出來的家、國、天下這類概念，不僅能從某個維度解說歷史中國，預測今天和未來中國，或有可能超越催生這個概念的那個特定時空，即農耕中國。這是我對中國文史傳統的更高但不是沒有可能達到的一個學術期待。

　　作者：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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