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造像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研究以彈子石摩崖造像為例

　　摘要：文章以彈子石摩崖造像為例，闡述了彈子石摩崖造像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規劃措施。通過對彈子石摩崖造像保護規劃的分析，研究總結了摩崖造像類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的理論、方法和要點。分析表明：厘清原有格局，實施整體保護;細化分析文物病害，解決文物安全面臨的最根本的威脅;因地制宜地制定展陳策略和做好相關規劃的銜接工作等四項工作是科學編制摩崖造像文物保護規劃的重點。

　　關鍵詞：文物保護規劃;彈子石;摩崖造像;石質文物;規劃

　　一、引言

　　文物保護規劃是指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為代表的不可移動文物保護規劃，在城市規劃體系中屬文化遺產類保護專項規劃，其性質屬于資源保護技術。從1990年開始，經過30年的發展，保護規劃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完善的學科門類，由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和不同學科構建而成的復合集成體系[1]。

　　根據國家文物局2019年對第一批至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物保護規劃編制情況的統計數據來看，目前已經獲得同意并公布實施的文物保護規劃共計981項，其數量僅占第一批至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數量的22.8%，可見其通過難度之大，對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的要求之嚴[2]。2017年，筆者作為主要參與者完成了《彈子石摩崖造像保護規劃》的編制，并于2018年獲得國家文物局同意經重慶市人民政府公布實施。本篇文章以彈子石摩崖造像為例，闡述摩崖造像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的評估要點和主要規劃措施，以期為同一屬性的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的編制提供參考。

　　二、彈子石摩崖造像的基本情況

　　(一)概況

　　彈子石摩崖造像位于重慶市南岸區彈子石街道集翠村1號，根據文物相關檔案記錄，彈子石摩崖造像主要由大佛造像、五佛造像和五佛殿組成。大佛造像開鑿于元末，高7.5米，左、右二弟子高2.3米，佛像面對長江，背依山崖，面像方圓，表情莊重而敦厚。五尊佛造像開鑿于明代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央為三佛并坐，左、右各雕一弟子。五佛殿興建于清代，建筑面積290平方米，占地面積145平方米，主體建筑標高187米，高差11米[3]。2016年，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對彈子石摩崖造像區域進行了考古調查，新發現有摩崖題刻、鐘鼓亭、石碑以及其他建筑遺址及臺基，對清代時期形成的寺院格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彈子石摩崖造像是我國唯一可確認的由農民起義軍政權所開鑿的，其豐富的文物類型和獨特的文化內涵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社會價值。

　　(二)歷史沿革

　　《巴縣志•疆域》條云：“江水過鷓鴣石，彈子石至觀音碚，兩岸有大石佛，明夏都察院鄒興所鑿也。”明夏就是元末農民起義軍明玉珍所建的大夏政權(公元1329年-公元1366年)。明玉珍率農民起義軍攻占重慶稱帝建立大夏國后，為“鎮水妖驅鬼怪”，命都察院鄒興于大夏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在人頭山對面高崖之上雕鑿彌勒大佛，以鎮江中水妖保黎民平安。故此，大佛造像距今已有650多年的歷史，是唯一有資料記載可確認的農民起義軍政權所作的佛教造像。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雕鑿五尊佛，即五佛造像。

　　大佛寺于清代開始鼎盛，歷史上香火極盛時，寺內僧人曾高達數百之多。五佛殿始建于清代，門楣正中橫匾額書寫“法眼觀瀾”四個大字，系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四川布政使獻立，后五佛殿毀。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五佛殿得以重建，寺廟再次興盛。至20世紀30年代，寺中建筑有五佛殿、大雄寶殿、觀音殿、玉皇殿、毗盧閣、望江亭、僧房、念佛堂、禪堂等，占地面積約30畝。清代學者王爾鑒詩云：“靜域凌霄漢、高深一覽中。江流天地轉，山泛水云空。石像生苔綠，崖花落照紅。

　　禪關何處叩?拂壁度春風。”民國時期寺廟漸衰，但曾作為重慶佛教華嚴學校的舊址，有50多名青年僧尼在此讀書習經�？谷諔馉帟r期，國民黨的兵工廠內遷至此，大部分寺廟被占，佛殿、僧房受到破壞，僧人逐漸星散。1942年，韓國臨時政府改朝鮮義勇隊為光復軍一支隊，支隊總部也曾設在大佛寺。新中國成立后宗教活動場所被政府取締，部分房屋又分別為廢品公司、華康紗廠所占據。“文革”期間，大佛寺被嚴重破壞，正殿泥塑佛像被搗毀，經書付之一炬，文物散落。除大佛造像、五佛造像及五佛殿和鐘鼓亭幸存外，其余殿堂亭閣先后被拆毀，大片僧房變成民房或職工宿舍。直至2013年，彈子石摩崖造像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大佛寺歷史格局研究

　　2016年，為配合“川渝石窟寺保護工程”項目，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組織對彈子石摩崖造像區域的摩崖造像進行三維掃描測繪，并對周邊遺留的建筑遺址開展初步考古調查。在規劃編制過程中，通過查閱相關文件，結合考古調查，并與周邊居民進行座談，以口述史作為佐證，綜合研判，現對大佛寺的歷史格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步確定了清代大佛寺的歷史格局。根據《大佛寺記》記述，主要建筑有大雄寶殿、觀音殿、玉皇殿、毗盧閣、五佛殿、望江亭、念佛堂、禪堂、僧房等，占地三十余畝。大佛寺在鼎盛期雖占地30畝，但應包含了土地、園林等全部廟產。

　　調查結果顯示，原寺廟建筑區占地面積約10000平方米(15畝)。西至江岸，有上、下兩道條石砌筑的寺墻，寺墻與大佛造像所在山巖連為一體;北部寺墻尚存，根據歷史地形圖可知寺墻外即為山谷;東部尚可見有上殿所在臺基的局部，應是寺廟東界;南部邊界則根據走訪調查得知的山門位置判定。

　　鼎盛時期的大佛寺可分為4個區域：①大佛、五佛區。大佛位于西北角，臨江而立，朝向約310°，前有平臺和踏道直入江中;大佛右側有踏道通往五佛殿，踏道頂部為現在山門所在，但我們認為原山門亦應在此;五佛殿所在區域共三層臺基，最高一級臺基上修筑五佛殿;五佛殿左側崖壁上可見有題記4處;沿向南踏道與大殿區相連。②大殿區。為大佛寺的主體建筑群，面江約290°，以呈中軸線布局，由低到高沿地勢共有4層臺基，各臺基間海拔相差約3米。1號臺基上為現代建筑(原為天王殿)，其歷史布局不詳;2號臺基應為下殿外平臺;3號臺基為下殿所在(觀音殿)、4號臺基為上殿所在(大雄寶殿)。③大殿區北為僧侶墓葬區，因后期建設已不存。④大殿區南應為附屬建筑區，包含放生池、望江亭等，現為南濱路及棄土區，情況不明。

　　(四)核心價值陳述

　　1.歷史價值。重慶地區目前發現的元代造像較少，僅有四處。與其他三處摩崖造像采用的方層平頂單層龕不同，彈子石摩崖造像中的大佛造像龕采用豎長方形。大佛造像為大夏初年的鄒興主持雕鑿，年代約公元1361年至1366年間，內容為彌勒佛攜二弟子像，其形象取材于唐宋時代彌勒倚坐的式樣，嚴肅、古樸，摒棄了宋元以來流行的玩世不恭，喜笑顏開的大肚彌勒佛的形式，是該地區元代造像的典型代表，為研究中國南方地區元代時期摩崖造像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4]。

　　“大夏”是元末農民起義軍明玉珍(公元1329年-公元1366年)在重慶建立的政權。明玉珍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7年)入據重慶，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即“隴蜀王”位于重慶之行邸。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即大夏國“皇帝”位于重慶，其勢力控制重慶達14年。清代學者王爾鑒所纂《巴縣志·疆域》記載，“江水過鷓鴣石、彈子石至觀音碚，南岸有大石佛，明夏督察院鄒興所鑿也”。鄒興為明玉珍手下將領，大夏立國時任大司徒，后改任中書省平章，其在明玉珍命令下開鑿的大佛造像，是目前可確認的唯一一處由農民起義軍政權所制作的佛教造像。

　　五佛造像中的“三佛”應是彌勒成佛前的過去三佛，或以阿彌陀佛為主尊的三佛，主佛騎牛的形象殊為罕見。在傳統佛教造像中，只有大自在天騎牛護法，其來源于婆羅門教。文殊菩薩騎獅子、普賢菩薩騎大象已成定式，此處以頭戴風帽者騎之，出典亦不祥，因此，五佛造像的主題和形象，在全國同類摩崖造像中亦為罕見，是研究佛教造像史以及當時其他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

　　(五)保護對象的認定保護對象即為遺址價值的承載體。根據對彈子石摩崖造像的研究和現場調研，確定其保護對象包括文物本體、附屬文物、文物載體和歷史環境。文物本體：根據文物類型的不同，分為摩崖造像、摩崖題刻、文物建筑、建筑遺址與臺基以及圍墻等五類。附屬文物：石碑1通，斷為兩段，位于五佛殿西側，清代道光年間立。文物載體：彈子石摩崖造像雕鑿所依附的山體，沿長江呈南北走向。歷史環境：自清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佛教寺院群落格局與彈子石摩崖造像雕鑿相關的山形地貌，長江水系、植被景觀等其他歷史環境。

　　三、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受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雙重影響導致文物保存堪憂

　　與其他文物類型不同，石窟寺及石刻對環境的反應更為明顯，自然因素首當其沖。而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及特定事件，大多數的摩崖造像受到嚴重的破壞，彈子石摩崖造像亦未能幸免。

　　彈子石摩崖造像的巖體材質為砂巖，其巖性本身較為松軟，具有毛細孔和吸水性，因此易受到風化和污染。由于位于長江東岸，且暴露于自然環境中，充沛的降水除了會對造像本身形成沖刷危害外，還會滋生微生物，形成水銹結殼;太陽光線直接輻射造成溫差變化引起礦物顆粒漲縮、干濕變化誘發礦物吸水、失水變化等作用，使得巖體表面巖石產生微裂隙或起層，造成造像表層巖石呈顆粒狀、鱗片狀剝落等自然風化破壞;同時，酸雨的危害也不容小覷，水和空氣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大大提高，加快了文物本體的殘損速度。

　　人為因素影響方面，道路建設直接將原有寺院格局人為切分為兩部分，其行車引起的震動也對摩崖造像的安全產生威脅;因缺乏專業保護知識，人為不當維修也是造成摩崖造像殘損的重要因素之一;作為南岸區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之一，燃香焚燭等行為也造成摩崖造像表面的污染，且增加了火災隱患。

　　(二)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矛盾突出

　　彈子石摩崖造像所處的南岸區是重慶市重要的核心區之一，城市建設活動頻繁，無論是道路建設、居住區建設、橋梁建設等都對文物安全和文物歷史環境風貌產生非常大的威脅。主要體現在：1.城市主干道南濱路和沿江水泥步行道路的建設，從原有寺院中部穿過，對原有的歷史格局造成了人為的切割破壞;2.從彈子石摩崖造像的整體區域地形來看，鼎盛時期的大佛寺從長江可沿臺階一直登到沿江大佛，并經東側的上山道路，到達五佛殿，后經過東側道路進入大殿區，最終到達上殿，即大雄寶殿，整體呈西低東高，逐級抬升的地貌環境。

　　但是居住區的建設導致整體的區域地形已經趨于平緩，無法再呈現其原有的寺山一體的壯麗景觀;3.大佛寺長江大橋位于彈子石摩崖造像南側，距離大佛造像約160米，高大的橋跨和設施對景觀風貌產生破壞性影響;4.在重慶市南岸區的控制性詳細規劃中，彈子石摩崖造像所在區域將被打造成綜合性的城市 商業中心，規劃的相關基礎設施、建筑設施等皆對彈子石摩崖造像的安全和景觀風貌造成不良影響。

　　四、主要規劃措施

　　(一)規劃目標以摩崖造像本體及其相關環境為保護對象，力求真實、完整地保存和延續彈子石摩崖造像的歷史信息及價值，合理利用和充分展示其文化價值和歷史內涵，實現摩崖造像的有效保護和科學管理，建立川渝石窟綜合保護利用示范基地和重慶市一流文化景區，與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和諧發展。

　　(二)解建立綜合防控體系解決文物殘損的根本問題

　　石質文物的技術保護歷來是文物保護行業的重點和難點，在經過了多年的發展以后，由于化學保護的不可逆性，目前行業內基本摒棄了大規�；瘜W保護的方式，開始從解決石質文物所處環境及微環境的調整入手，取得了較好的成果。摩崖造像的各項病害都與水密切相關。無論是自然降水和空氣中的水汽，還是地下毛細水和巖石裂隙水，這些都是造成摩崖造像各種殘損的主要原因。因此，解決彈子石摩崖造像各種形態的水的問題，是保護彈子石摩崖造像本體的重要手段。通過現場勘察，規劃提出主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1.解決摩崖造像頂部排水。結合城市排水系統，在文物載體東側沿道路設立干渠、支溝、毛溝等排水系統，匯集雨水疏導至山體兩側，減少造像區的滲水，所在排水溝均應有防滲和防沖刷措施;2.防止裂隙滲水。在頂部或壁面有裂隙滲水之處，進行防滲堵漏灌漿。防滲堵漏灌漿要選擇最適宜的防滲灌漿材料，采用壓力注漿的方法，封閉巖體中的各種滲水通道。灌漿材料應與巖體強度相近，并有一定韌性;3.完善窟前排水。大佛造像西側設置主、干、支溝組成的統一合理排水系統，并與山頂排水系統相銜接，使雨水能盡快排出文物所在區。

　　通過對區域整體的排水處理，降低各種形態水對摩崖造像的危害。除了改善彈子石摩崖造像所處的環境外，還需對石質文物本體進行技術處理。對于表面風化嚴重的造像區域，應進行病害發展監測，根據監測結果進行專題研究。在實驗證明科學可行的前提下，對繼續發展的病害問題進行防風化加固。依據文物的具體材質和病害形式等特點，對目前本體存在的裂隙病害進行灌漿加固修復。

　　考古論文投稿刊物：《南方文物》(季刊)創刊于1992年，是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主辦的刊物。本刊立足南方，而向東南亞，主要刊登我國南方地區考古調查、發掘報告及文物博物事業研究論文，交流南方及東南亞地區文博工作信息。

　　五、結語

　　通過此次文物保護規劃的實踐，總結出石窟寺及石刻類文物保護規劃在調研和編制過程中應注意的主要幾個方面：

　　(一)厘清原有格局是重要前提摩崖造像的保護多不是獨立存在的，一般都會與寺院、塔林或其他的宗教設施共存。因此在前期研究和現場調研的過程中，應對包括摩崖造像本體在內的整體格局認真梳理，仔細研究，尤其是各個時期的歷史變化。這些變化不僅能夠反映文物的歷史沿革，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文物的內在價值。摩崖造像的保護應是與寺院、塔林、其他宗教設施以及依附山體、地形地貌的整體保護。

　　(二)細化分析文物病害從而解決根本問題是重要內容石質文物的保護歷來是文物保護工作中的難點，所具有的手段單一、工藝復雜、可逆性較差等特點，要求保護措施的制定應當非常慎重，因此前期文物病害的勘察，病害原因的分析則顯得尤為重要。摩崖造像的病害除與本身巖性相關外，還極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如光照、溫差、降水、風、植物、動物、微生物等等。準確區分判斷影響保護對象的最主要，影響最大的破壞因素，并針對性地予以干預，從根本上消除或減緩破壞，是摩崖造像文物保護規劃編制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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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夏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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