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話語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

　　摘要:一個語篇與其他語篇之間的關系叫做“互文性”�；ノ男赃@個概念的提出對話語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它使我們能夠在某一語篇與其他語篇的相互關系中來分析和評價該語篇的意義和價值。但是，正如Allen所指出的，“互文性”是當今批評詞匯中使用最廣而又誤用最多的術語之一，本文擬簡要梳理這一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一些概念在批評話語分析中的意義、發展和應用。

　　關鍵詞:批評話語研究;互文性分析;再語境化

　　1.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這個概念強調意義產生于語篇之間的相互聯系，任何語篇中都充滿其他語篇的片段和他者的聲音，因而無論是閱讀還是寫作，都是與此前的語篇、作者和常規慣例的互動對話過程:“每一話語都是對其他話語的反駁、肯定或補充，都依賴其他話語(Bakhtin，1986:91)。”任何語篇都是“對其他語篇的變更置換，是一種互文:在特定語篇的范圍內取自其他語篇的數個話語相互交叉中和”(Kristeva，1980:36)。“互文性”突顯了現代文化生活的相互關聯性和相互依存性，是一個十分有用的概念，但它也是當今批評詞匯中誤用最多的術語之一(Allen，2000:2)。本文擬簡要梳理這一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一些概念在批評話語分析中的意義和應用。

　　2.批評互文性分析

　　不同領域的學者在看待和分析互文性時有不同的視角和目的，可大體分為兩組。一是文學符號學和語言人類學領域的學者，如Kristeva(1980)、Champagne(1978)、Riffaterre(1978)、Culler(1981)、Frow(1986)、Bauman(1992)等;他們用互文性這個概念來闡釋小說、詩歌、神話、傳記和民間故事等文學作品的異質性(見Durey，1991;Briggs&Bauman，1992)。二是話語分析領域的學者，如Fairclough(1992a，1992b，1992c;1995a，1995b)、Thibault(1991)、Lemke(1985，1988，1992)、Bazerman(2004)等;他們主要關注非文學語篇，不僅把互文性視為語篇相互關聯的特性，也是一種涉及以特定方式生產和解讀話語的社會實踐:“語篇并非自足的客觀存在物，而是其生成的互文關系和過程的具體體現。

　　……意義并非簡單地存在于語篇中，而是社會歷史情境中由各種語義關系的互文搭配和使用所生產和轉化(再語境化)而來的(Thibault，1991:130)。”“互文性”在批評話語分析中是個重要概念，Fairclough(1992a:269)指出，“當代社會的批評話語分析的重點是理解不斷變化的語用實踐(話語)是如何與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變化過程相聯系的。

　　在分析作為話語實踐的話語事件時互文性是個重要概念。它為了解(由語篇的異質性、意義、形式和風格實現的)話語事件的復雜性提供了途徑。”批評話語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通常分兩個層面，一是具體語篇所利用的互文資源，既包括涉及的以往語篇，也包括體裁、風格、話語等常規慣例;二是生成和閱讀語篇所涉及的那些互文實踐，其中各種現存的語篇、體裁和話語相互吸收和利用。

　　批評話語分析試圖從理論上闡釋具體語境中社會主體在語義選擇上所受到的限制，并把這種限制與由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系所決定的交往模式相聯系，它因此從一開始就將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作為理論基礎和方法論來源。Halliday將語言視為一種意義潛勢，這就意味著社會意義生成既是社會主體的一種能力也是對他的束縛。Lemke(1985，1988，1992)的互文性研究主要關注的是語言共同體中復現的話語和活動模式以及它們如何由語篇構成、例示和相互聯結或分離。

　　他認為語篇正是通過互文關系才例示文化語境，因此考察互文性就可以揭示具體語篇與體裁的關系，了解語篇與其文化語境之間的關系�；ノ男苑治鰧�理解語篇的意義至關重要，因為意義不僅來自篇內，互文關系是其更重要的來源�；ノ男猿�越情景語境而依賴文化語境，情景語境中所產生的各種意義以具體語言共同體文化特有的方式相互聯系，因而互文性是具體語篇與其文化語境之間的橋梁或“界面”(interface)。

　　Lemke(1985:159)認為互文性分析至少應弄清以下問題:“誰針對誰生成的這個語篇?如何生成?該語篇及其互文關系維護或辯駁了什么社會利益?通過話語實踐和不同的語篇語義關系再生或挑戰了什么社會實踐?”Bazerman的互文性研究主要服務于其所從事的寫作教學。他指出“我們從周圍以往語篇，的海洋中，從我們生活的語言海洋中創造語篇……我們將一個語篇和其周邊語篇的關系叫做互文性�；ノ男苑治鼍褪翘骄磕硞�陳述與那個詞語海洋的關系，它如何運用那些詞語，相對于那些詞語它如何定位自己(2004:83-84)。”“互文性不僅意味著你指涉他人話語，也意味著你如何使用它們，用它們作什么，以及最終你作為作者以什么樣的立場對它們做出你自己的陳述(2004:94)。”

　　Bazerman(2004:84)從教學的角度羅列了互文性分析的價值:“分析互文性有助于探尋作者利用他人話語的方式及其對這些話語所持的立場;有助于了解研究者和理論家依據或反對的是什么來源;有助于了解政策文獻背后的思想、研究和政治立場;有助于了解學生掌握了哪些與這個復雜的語篇世界相處的知識，還有哪些需要學習，以及針對他們正在完成的任務還需要哪些具體的互文技巧;最后，有助于了解學生和學校本身是如何通過學生和學校特有的互文資源被表征、表達和賦予身份的。”

　　Bazerman(2004)提出了互文性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程序，前者包括互文性的層次、互文表征的技巧、互文距離和范圍，以及跨語境或再語境化的翻譯和轉換。分析程序包括:確定互文性分析的目的和所要回答的問題;確定所要分析的具體語料;查尋對其他作者的明顯指涉以確定其他語篇的蹤跡;通過考察當下作者指涉其他語篇的語境上下文來做出自己的評述和解讀;尋找更加細微的線索來符合你自己的分析目的;尋找一種模式以便得出某種結論。

　　3.互文性和再語境化

　　互文性在將語篇與語境相聯系上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vanDijk(2008b)將話語定義為對實踐活動的再語境化，即“在物質世界中發生的物質事件和社會實踐被在語篇或談話中重塑表達”(T�塺nberg&T�塺nberg，2016:408)，而互文性分析引起注意的“正是語篇生成者和解讀者的話語實踐過程，他們如何利用話語秩序內可及的那些體裁和話語，將其生成各種‘構型’并通過語篇加以實現。語篇是如何生成和解讀的，體裁和話語是如何被利用和合并的，這些都取決于社會語境的性質(Fairclough，1992b:213)。”

　　互文性雖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將此前某個語篇中的元素轉移到另一個，這種將舊的元素轉移到新的語境中的過程叫做“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vanLeeuwen和Wodak(1999:96)認為再語境化是語言表達的一種普遍現象:“就話語實踐而言，我們表征一些其他的話語或非話語的社會實踐，而這總是發生在被表征話語的語境之外，用Bernstein的話說，就是表征總是涉及再語境化。”

　　再語境化是批評話語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它往往被批評話語分析者用于表明話語或語篇的社會功能、其擴散和傳播都有賴于以往在不同語境和時刻對社會秩序的各種表達之間的互文聯系。把特定詞語、觀點或事實再語境化會產生語義變化，因為語境變了，解讀同一話語的方式和依賴的那些互文本也就不一樣了，被轉移的成分獲得了新的意義。Hutcheon(1989)將此視為對現存表征的挪用，是在新的語境中“再利用”表征意義的一種方式，而Thibault(1991:235)更是指出，話語中經過“這樣整合的各種聲音之間的異質語關系意味著將這些話語原料一方面從原語境割離，另一方面將其按照自己的目的和立場進行再表征。”

　　Hodges(2008)認為“互文性”這個概念很適合批評話語分析，尤其是對政治話語的批評分析。原因在于:一是它強調在各種不同話語交際中有爭議問題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在政治領域此前說過的話經常會因為其“再表征”而引起爭議:“再語境化使得說話者能夠將各種言語片段從一個語篇移入另一語篇，從一個語境移植到另一語境，并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對被轉移的言語進行不同程度的形式和內容上的轉換加工，使之適應新的語境上下文。”(Hodges，2008:485)就是說，對此前言語的再語境化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其在原來語境中的意義，在極端情況下被移入新語境中的言語經過各種轉換會產生與那個他人話語極為不同甚至相反的意義。二是再語境化會涉及更重要的社會政治關切，不同話語交往之間的互文聯系可用于強化或挑戰現存文化思想并創造新的思想。

　　不同言語事件之間的互文涉及在不同的語境中政治問題是如何從不同視角、基于不同的利益而被解讀的，因此政治話語的互文性經常是一種控制釋義的斗爭，其結果會直接影響對現實的看法。Bazerman(1993:21)將“互文本”(intertext)視為“戰略性的斗爭場所”，是控制認知領域的戰場。這種“認知控制”的思想也反映在Fairclough(1992c:102-103;1995a:78)和Kress(1989:32)等對互文性和“霸權”(hegemony)之間關系的探討中。

　　4.明示互文性和言語轉述

　　Agger(1999:68)指出，在語篇日益全球流動的當今時代“互文性”這個概念既不可或缺又有很多問題，問題之一就是“其應用本身要求分野和分類”，“分野是處理互文性的一種方式”。研究者一般將互文性分為兩類，即一個語篇與以往具體的其他語篇的關聯性和與先前常規慣例的關聯性，只是不同學者會以不同的術語來指稱這兩類互文關系。Jenny(1982)和Frow(1986)區分“強式”(strong)和“弱式”(weak)互文性，前者指語篇中明顯與其他語篇相關的話語(如引言、抄襲等)，后者指語篇中存在語義上能引起對其他語篇聯想的東西(如類似的觀點、主題等)。

　　Devitt(1991)所區分的“所指”(referential)互文性和“類”(generic)互文性與“強式”和“弱式”的區分類似，而Genette(1997)則把它們分別叫做“互文性”和“跨語篇性”(architextuality)。Fairclough將互文性分為“明示的”(manifest)和“構成的”(constitutive)，前者指語篇中標明的與其他語篇的關系:“其他語篇明顯存在于所分析的語篇中，它們被語篇的表層特征(如引號)明確標示或暗示。

　　(Fairclough，1992c:104)”構成互文性也叫“互話語性”(interdiscursivity)，指“語篇生成所涉及的那些話語規范的組合”(Fairclough，1992c:104)。Lampropoulou(2014)沿用Fairclough的區分，指出互文性分析既關注語篇中明顯提及到的他人話語，也關注那些支配和促成語篇生成的各種話語資源(如體裁、語域、風格、意識形態、社會文化思想和常規慣例等)的調配和組合。

　　5.異質語言和構成互文性

　　批評話語研究基本上將政府、媒體和各種組織等社會機構視為話語機構，它們不僅規定和組織著社會生活也通過語言生產知識、信念和價值觀等，語篇生成中各個層面上的語言選擇都會影響并受制于這些不同的機構話語。這種認為具體語篇的生成植根于機構話語并由其激發和限制的觀點表達了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在語篇研究中的重要性，也表明對語篇通過不同機構話語的互動來組織意義做出闡釋的必要性。

　　對語篇的互話語特征的關注可以追溯到巴赫金提出的“異質語”(heteroglossia)概念，它強調語篇生成中的語言選擇和創新無不受到各種社會條件和社會群體話語的影響，形成語言風格、意義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和對話性:“語言在自己歷史存在中的任何時刻，都徹頭徹尾是異質的:它表征現在和過去之間，以往不同時代之間，當下不同社會意識形態集團之間，不同趨勢、學派、圈子等之間的各種社會意識矛盾的共存。這些異質的語言以各種方式相互交叉重疊，形成新的社會典型‘語言’”(Bakhtin，1981:291)。

　　巴赫金異質語思想的核心是“分層”(stratification)和“意圖性”(intentionality)兩個概念。“分層”指語言擺脫其統一穩定的狀態而重新界定和組織其新的分層的過程，這是一個不同語境中不同語言特征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巴赫金所關注的是語言分層的意圖性，有意圖的分層表示具體的觀點、目的和思維方式，正是在這種分層和再語境化的過程中原有語言、權力關系和信念體系被重新界定并形成新的話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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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結語

　　批評話語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試圖表明意識形態是由特定社會群體的語篇和話語建構的，意義由具體社會形態中常規有限的行為和互動模式生成，而詞匯語法的使用僅僅相對于更高層次的互文形態才有意義。但對批評話語分析者而言，“互文性”這個概念本身也是有問題的，它剔除了說話者因素，賦予“文本”太多的獨立性。

　　在批評話語分析者看來，排除人為因素的“語篇間無意的關系最好被稱為‘偶然聯系’”(Irwin，2004:240)。另外，我們的確可以從權力關系的角度分析互文性，但權力的一種體現便是“排除”，這意味著在實踐中語篇或話語的互動是高度受限的。例如Solin(2004)的分析表明，科學領域和政府部門相互構建了明顯的互文關系，但公眾的聲音則經常被有意無意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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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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