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城市的數字化轉型在促進社會進步、創造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相應形成了社會風險，帶來了新的治理挑戰。首先闡釋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和建設成效，指出面臨的社會風險和治理挑戰，然后立足場域理論、風險社會理論等基本理論，結合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四個場域，構
摘 要：城市的數字化轉型在促進社會進步、創造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相應形成了社會風險，帶來了新的治理挑戰。首先闡釋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內涵和建設成效，指出面臨的社會風險和治理挑戰，然后立足場域理論、風險社會理論等基本理論，結合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四個場域，構建城市數字化轉型風險的二維分析框架，從風險演化和數字化轉型兩個維度剖析城市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潛在的各類風險以及風險的演化邏輯，進而提出城市數字化轉型的社會風險防范對策。
關鍵詞：數字城市;城市數字化;數字化轉型;社會風險
一、引言
我國“十四五”規劃指出，要迎接數字時代，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2021年，上海市也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意見》，計劃到2025年，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取得顯著成效，國際數字之都建設形成基本框架;到2035年，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數字化正以不可逆轉的趨勢改變人類社會，城市數字化轉型勢不可擋。
城市數字化轉型指信息技術和數據要素驅動的城市發展模式與實體形態的結構性轉變，其覆蓋經濟產業、社會生活、政府治理等諸多方面的轉型[1]。城市數字化轉型以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應用為基礎，但更離不開數字技術應用下經濟、社會、政府領域原有形態的變革，這需要協同技術、制度、規則、功能、生態等各個方面的轉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及數字生態構成中國數字化轉型的一般性框架[2]。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同比增長9.6%，增速位于全球第一[3]。
廣東、浙江、貴州、上海都是國內數字政府建設起步較早、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市)，浙江“最多跑一次”政府服務改革和上海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在節約政府行政成本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加了公眾滿意度。哈貝馬斯在風險社會理論中提出現代風險的概念，所謂現代風險，主要是指“人為制造的風險”，即人類自身知識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整個世界的強烈作用所造成的風險。比如核風險、化學產品風險、基因工程風險、環境污染生態災難風險、致命性病毒、信息風險、金融危機，等等[4]。
智慧城市建設面臨的社會風險是一類現代風險，具有復雜性、不確定性等特征[5]。我國城市數字化轉型成為智慧城市建設新階段，已經取得初步成效，創造了社會效益，促進了社會進步。但與此同時，也已經形成或正在孕育著新的社會風險，如技術發展造成的傳統崗位淘汰。滴滴、BOSS直聘等數字應用App涉嫌過度收集個人信息，近年來數據泄露處于高發態勢，用戶個人信息泄露規模呈“指數級”增長。
這些問題帶來了新的治理挑戰。現有研究從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基本概念和實現路徑[1]、理論內涵與運行機制[2]、發展趨勢和潛在問題、轉型過程與轉型現狀、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6]、城市數字化轉型對策與建議、風險因素與風險特性[5]、智能治理中的算法失靈[7]等方面開展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引發了學界和社會對城市數字化轉型的熱烈關注，也開始了城市數字化轉型風險因素的初步探索�？偟膩砜矗延醒芯咳狈娘L險管理的視角系統識別和梳理城市數字化轉型過程可能遭遇的各類風險，尚未專門研究城市數字化轉型風險的治理。本研究擬基于風險社會等基本理論對其進行探索，旨在對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健康發展進行深入思考，幫助政府相關部門加強城市數字化轉型風險的識別和預防。
二、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社會風險的二維分析
框架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對個人、組織、產業、城市、政府和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數字空間和物理空間并行不悖，數字化生存成為一種新現象[8]。人類社會不斷進行數字化轉型，這一轉型過程大體上會經歷三個階段：數字技術的突破和崛起、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以及數字技術對政府治理的變革[9]。當然，數字化轉型并非完全線性，不同階段之間也會存在著交替和相互影響。當前，我國城市數字化轉型正處于三階段并存時期，并逐漸進入第三階段，以數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設為代表，開啟系統性、整體性和全方位的數字化轉型[10]。
城市數字化轉型刻畫了在數字技術不斷創新作用下的城市經濟、社會和政府的變革和重塑過程，包括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字治理四個方面。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認為，后工業時代形成的現代風險不同于以往因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沖突，而是與現代化科學技術發展、工業化推動密切相關[11]。
現代風險具有明顯的二重屬性：首先，風險作為“現代化副作用”的顯現和累積，具有客觀實在性;其次，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們的感知和界定，具有主觀建構性[12]。自20世紀90年代提出后，風險社會理論逐漸成為理解和闡釋現代社會中復雜風險的重要理論。場域理論(field theory)源自對物理現象的研究，后被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來理解人類的認知、情感和行為[13]，認為人的每一個行動均被行動所發生的場域所影響，而場域并非單指物理環境，也包括他人的行為以及與此相連的許多因素。
觀察者知覺現實的觀念稱作心理場，而被知覺的現實稱作物理場。心理場與物理場之間并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但人類的心理活動卻是兩者結合而成的心物場。基于場域理論，可認為城市數字化轉型包含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字治理四個物理場域。風險社會理論中現代風險的客觀實在性對應了場域理論中的物理場，主觀建構性則對應了心理場�？挤蚩ǖ膱鲇蚍治鲈诼摻Y風險二維屬性時具備理論優勢，可以用于構建社會風險的一般性分析框架[14]。
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字治理物理場域中蘊含了各類場域風險，構成風險事件的醞釀、爆發與發展的獨特運作空間，這些客觀存在的場域風險是風險演化的一個重要環境，場域情境對公眾的風險主觀建構產生影響，進而塑造風險認知的社會心理，形成場域風險到社會心理風險的演化鏈。更進一步，公眾的風險認知和態度決定了公眾應激反應以及會采取的行為模式，當對于風險的畏懼超出公眾心理承受能力，就促使公眾采取游行、抗議等群體集聚行為，對社會穩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響，最終形成社會穩定風險[15]。
因此，風險演化中存在“場域風險→社會心理風險→社會穩定風險”這一演化路徑�；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城市數字化轉型風險二維分析框架，從城市數字化轉型和風險演化路徑兩個維度刻畫城市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各種風險及“客觀存在→主觀認知→行為選擇”的風險演化過程。其中，場域風險對應了風險的客觀存在，社會心理風險描述了公眾對風險的主觀認知，社會穩定風險則是公眾行為選擇的結果。
三、客觀存在：數字化轉型中形成的場域風險
城市數字化轉型包括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治理四個方面的綜合發展。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人工智能、大數據、5G、區塊鏈等新技術在給社會帶來效率提升、福利改善的同時，也帶來諸多方面的挑戰，在四個物理場中形成場域風險。
(一)數字技術中的場域風險數字技術是多種數字化技術的集稱，包括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發展分為軟件技術發展和硬件技術發展。在軟件技術發展中，主要的風險來源是技術漏洞和算法黑箱。在硬件技術發展中，主要的風險來源則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產生的負外部性。
⒈數字應用存在技術漏洞和算法黑箱數字應用可能存在技術漏洞。近年全球曾發生多起自動駕駛安全事故，技術漏洞就是引發事故的主要因素。例如2018年一輛Uber自動駕駛汽車對行人的分類發生了混亂，未能及時采取剎車措施，最終以69公里的時速撞死了一位橫穿馬路的婦女。數字應用也可能因為算法黑箱而導致安全隱患或決策缺乏科學性。算法黑箱源于自主學習算法的復雜性，以深度學習為例，機器并非依靠輸入的指令運行，而是通過自主學習主動做出智能決策，即便是最初的算法設計人員，也可能難以解釋決策的具體產生過程，于是形成“算法黑箱”。2020年12月，美國斯坦福大學使用智能算法自動分配新冠肺炎疫苗，將5000支疫苗中的4000多支分配給了高級教職員，僅有7支被分配給直接接觸新冠患者的醫護人員，這一明顯不科學、不公平的決策引起了一線醫護人員的集體抗議。
�、矓底只A設施建設產生的負外部性風險數字化轉型
需要高質量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曾指出：5G基站數將是4G基站的4到5倍。2020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明確提出“三年內新建3.4萬個5G基站”[16]，而這只是全國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縮影。數字基礎設施激增的需求也引起了公眾更多的關注，尤其是對其潛在負面影響的關注。風險的定義或知識建構具有“開放性”，普通公眾可以基于自己的經驗與認知來建構對數字基礎設施負面后果的預期，出現夸大數字基礎設施的電磁輻射、噪音和環境污染等問題[17]。
官方公開資料顯示，在數據傳輸場景下，5G基站電磁輻射遠小于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標準限值，電磁輻射水平安全可控。但5G基站的部署還是引發了附近居民的安全擔憂，導致一大批抵制5G基站的浪潮。
(二)數字經濟中的場域風險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18]，是對傳統產業的升級和變革。數字經濟帶來的風險包括給傳統產業帶來的技術性失業風險，也有伴隨著新業態出現的信用風險和從業人員的勞動風險。
(三)數字社會中的場域風險數字社會是在大數據、云計算等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系統，主要表現為社會活動的全面數字化。數字技術和數字應用遍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數字社會不僅給已使用數字應用的群體帶來了信息泄露風險，也使得未使用數字應用的群體和已使用的群體之間產生了數字鴻溝。
(四)數字治理中的場域風險數字治理指政府利用數字化手段改革政府組織結構、優化政府行政流程、改善政府服務供給的一種治理方式[2]，強調數據融通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智慧服務”[10]。數字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包括缺乏完善的規章制度，以及由數字治理帶來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縱向數字鴻溝。
四、從客觀存在到主觀認知：社會心理風險的形成過程
場域是風險演化的一個重要環境，通過場域情境能對公眾的心理以及行為模式產生影響。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的四個場域以及場域風險會對場域中人們的心理產生影響，可能誘發不安全感、疏離感、社會排斥感、不信任感和不公平感等社會心理風險。
五、從主觀認知到行為選擇：社會穩定風險的形成邏輯
社會穩定風險是一種導致社會沖突、危及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可能性，一旦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會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城市化轉型中的各類場域風險使公眾產生公平缺失、信任缺失等心理感知，進而可能采取應激行為，并演化為群體性事件[38]。在“社會穩定風險”語境中，群體性事件作為社會穩定風險的表現形式[39]，對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構成潛在的巨大威脅，從而也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嚴峻的挑戰。
(一)勞資糾紛類群體性事件人工智能對傳統崗位流程再造的場域風險，使勞動者產生不安全感，而可能的技術性失業導致勞動者的社會排斥感。同時，因職業傷害多發和用工保障缺失，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產生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由此，兩類崗位的從業人員可能與用工方產生勞動爭議和糾紛。深圳市《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2005-2020)》顯示，提成工資、未繳納社會保險賠償損失、新型用工勞動關系確認等新類型勞動爭議案件出現日益增多趨勢。而當勞動糾紛激化時可能爆發勞資糾紛類群體性事件。2018年，重慶美團騎手進行了約一周的集體罷工，其核心組織在制作橫幅、利用社交媒體動員其他騎手和餐廳罷工之外，還組建了一支10人的巡邏隊，意圖割破未罷工快遞員電動車的輪胎，暴力威脅部分騎手[40]。
(二)環境類群體性事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場域中，其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風險導致相關居民產生不安全感，風險的負外部性造成居民的不公平感。Lerner等發現，有不安全感的公眾通常會在對風險進行評估后，努力回避風險，采取風險防范對策[41]。在不安全感、不公平感等心理狀態的催動下，居民不僅采取撥打市民熱線、網絡投訴等個體抗議行為，更會聯合起來共同抗議基礎設施的建設，形成環境類群體性事件。據華東政法大學新媒體數據研究院不完全統計，自2020年以來，全國各地報道的5G基站鄰避事件高達120余起。2021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部門登記在冊的圍繞變電站、基站建設等環境類事件就有31起，涉及71人次。
六、城市數字化轉型的社會風險防范策略
(一)完善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的場域風險管理
對于數字技術場域風險，一方面政府要規范技術發展，加強對高新技術的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能力：在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之前應系統評估可能存在的風險及其危害程度[44]，對其風險源進行有針對性的技術應對，加強數字技術應用的全過程監管。另一方面，政府在建設數字基礎設施過程中，需要重視公眾的鄰避情結和風險感知差異，保障公眾參與決策，鼓勵公眾參與合法溝通，提高項目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加強政府的鄰避風險評估能力、風險管理能力和風險溝通能力，建立科學有效的風險評估體系，加強風險過程管理。對于數字經濟場域風險，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全方位把握數字經濟中的就業問題。
立足中國經濟發展實際，結合數字經濟與就業關系發展經驗，采用科學方法多角度預測數字技術對就業的可能影響，并對影響現狀加以科學評估，做好數字經濟發展中數字技術應用的系統規劃，合理配置就業結構，預防技術性失業風險。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大量新興職業，包括數字化管理師、無人機駕駛員等。政府需要充分利用數字經濟發展造就的新就業機會，把握發展機遇，培養數字人才，對沖技術性失業風險。此外，針對新業態中的信用風險，加強反詐宣傳，提升公眾反詐騙意識，加強網絡環境建設，嚴打網絡詐騙。對于數字社會場域風險，政府需要加強對數據采集、使用、保存的管理。
我國現行法律對于個人信息有明確的保護要求，但對個人信息并未做明確界定，具體實施常常存在模糊地帶。政府應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公眾個人信息的內涵，用法律的武器來應對公民在城市數字化轉型中面臨的信息泄露風險。政府應正確認識數字鴻溝的存在，開展提升數字弱勢群體的智能技術運用能力的各項教育活動，提升其智能技術運用能力。同時，智能技術開發時應綜合考慮各類人群的適用性，改善服務，提升各類群體數字技術可得性。
七、結語
本研究基于場域理論、風險社會理論等基本理論，結合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四個方面，建構了城市數字化轉型風險的二維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理論創新性。在這一分析框架的指導下，系統剖析了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社會風險的種類及其演化路徑，從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與數字治理四個場域可能存在的場域風險，分析了其可能誘發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不公平感、社會排斥感和疏離感這五類社會心理風險，以及進一步演化為勞資糾紛類群體性事件、消費者維權類群體性事件、環境類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安全類群體性事件四類社會穩定風險的可能性，并總結了城市數字化轉型場域風險、社會心理風險和社會穩定風險之間演化的對應關系和路徑。最后，從場域風險管理、社會心理服務以及社會穩定風險預防三個方面提出了防范對策，有望為我國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健康發展提供一定理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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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繼娣 曲如杰** 王蕾 丁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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