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圖書館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主陣地，《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為圖書館服務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提供了政策遵循和行動指向。全面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將進一步推動圖書館發展轉向數據要素化、制度體系化、治理現代化、服務品質化和業態智
摘 要 圖書館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主陣地，《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為圖書館服務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提供了政策遵循和行動指向。全面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將進一步推動圖書館發展轉向數據要素化、制度體系化、治理現代化、服務品質化和業態智慧化，促使圖書館智慧體在數字轉型社會中不斷變革和更新。面向未來，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文化強國建設的要求，圖書館行業需在守正創新中勇擔時代責任和使命，積極探尋服務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發展進路：堅守文化傳承初心，找準與數字化轉型的深層共鳴;把握數字時代方位，夯實文化強國建設的知識底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專業化與社會化的互構;優化數智賦能機制，推動業態創新與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 數字化轉型 數字文明 圖書館使命
0 引言
21 世紀以來，全球社會數字化轉型逐步邁向縱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經濟發展量質齊升，社會結構深刻變革，信息化浪潮蓬勃興起，文化強國戰略全面實施[1];同時數字化轉型和疫情常態化等疊加的不確定性風險仍在深刻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后全面小康時期，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需要夯實文化強國基礎，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正確研判，近日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提出“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并圍繞八個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和任務部署，主要面向“為標識解析、文化計算等關鍵技術提供支持，推動構建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文化數字化標準體系、文化數字化治理體系和文化服務供給體系，著力打造國家文化專網、開設數據超市，發展數字化文化消費新場景”[2]等方面進行了前瞻性規劃，其設定的最終目標是：“到 2035 年，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優秀創新成果享譽海內外”[3]，呼應了《公共圖書館法》提出的“國家構建標準統一、互聯互通的公共圖書館數字服務網絡”[4]要求，為圖書館發展提供了科學的政策保障和行動指南。
圖書館作為一種以公益性為主導的文化服務機構，素來以服務國家中心大局為己任，保持與社會發展同頻共振，在數字化、社會化等方面引領公共文化服務發展。2012 年我國公共圖書館電子圖書藏量超過開架書刊總藏量[5]，2015 年全國高校圖書館館均電子資源購置費超過紙質資源購置費[6]，充分預示著圖書館事業已步入數字化時代。圖書館的使命是“傳承文明，服務社會”，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在于文化保護和傳承。將圖書館事業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7]。因此，明晰圖書館在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中的定位，可為圖書館事業融入國家文化數字化統一集成體系提供思路，且有助于增強圖書館發展動能和促進高質量發展�；诖�，本文結合《意見》的時代價值和提供的路線圖，解析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下的圖書館實踐轉向和發展進路，以充分彰顯圖書館的使命擔當。
圖書館文化論文：“互聯網+”環境下的高職圖書館服務轉型探討
1 文化數字化戰略下的圖書館實踐轉向
1.1 數據要素化，圖書館從幕后走向臺前建設
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重大基礎性工程[8]。圖書館與數據有著天然聯系，長期對數據保持高度關注。在原始數據和數據信號階段，圖書館編目工作一度是查找文獻的主要線索;數據電子化階段，圖書館標引、機讀目錄等成為信息數字化的先驅[9]。2020 年，我國正式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圖書館界開始思考以科學數據管理與共享為主的數據確權和數據增值業務[10]。作為信息資源的收藏、傳閱、服務場所，在“萬物皆是數據”的時代，圖書館跳出傳統知識資源的界限已成為必然，而圖書館行業居于數據要素化及其治理過程中的角色，更多不是中介，而是轉向驅動者、促進者[10]。
因此，圖書館不能滿足于淺層次的數據加工，要推動數據解構、重構和呈現的社會化、專業化，在數據驅動的技術融入、業務更新和服務優化等方面主動擔當作為，實現深層次的數據服務供給。《意見》堅持“供給發力，激活資源”的原則，提出一系列推動數據滿足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成本遞減、供給增加和應用普及三個基本條件的重要舉措[11]，為實現文化數字化戰略奠定堅實基礎，更為圖書館從幕后走向臺前提供了指引。一是注重共同規則的制定，減少數字化過程中的邊際成本。數據要素具有邊際成本遞減的優勢，《意見》要求推動文化機構將資源數據采集、加工、挖掘與服務納入經常性工作，構建文化資源數據關聯的統一標準，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業態的數據流通和協同治理，統籌推進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3]，有利于發揮舉國體制優勢，避免數據混亂和數據重復建設。
目前，全球已約有 65 個元數據標準[12]，傳統圖書館在機讀編目格式標準(MARC)、資源描述框架(RDF)等相關標準或規范上積累了經驗，為數字化轉型提供底層技術支持;步入數智賦能時代，面對多源異構、時序高維的數據資源之間存在的語義鴻溝，探索體系完善、超大規模、全局關聯的數據治理體系成為實踐方向，在智慧圖書館建設過程中除了要厘清組織性、管理性、使用性等數據標準的內容外[13]，也要求圖書館在數據要素化共同規則制定上走向引領，主動探索融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的共性標準，利用數據要素的長期無限供應能力有效應對數據化與數據爆炸時代的要求。二是增加數據要素的供給，推動數據融合與共享。信息資源與服務需要在共建共享中實現充分利用，這是圖書館界的共同使命，在數字化時代下，推動數據共享的手段更為多元、惠及的場域也更為寬廣。
《意見》強調按照“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原則匯集各類文化數據資源，建成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3]。各級各類圖書館擁有海量、高價值的數據資源，是文化數據資源重點集成的領域之一，如僅公共圖書館收藏的電子圖書就達 8 億余冊[5,7]，國家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數字資源總量達2.2萬 TB 以上[14]。然而，圖書館在數據資源的完備性、系統性等方面有所欠缺，難以契合民眾社會生活對數據的需求，尚不能很好地滿足科研創新的需要[15]。近年來，重視從對數據的獲取、共享、重用和加值進行治理以構建數據治理生態，培養圖書館的新型知識服務能力是一大趨勢[16]。
在數據成為生產要素的情境下，更多地從用戶需求和服務的角度考慮數據要素供給和治理，是圖書館保持數據權威地位的可選路徑。三是形成數據驅動的、可關聯的、迭代更新的文化知識大圖，構建即插即用的文化數字化服務體系。在新型開放社會，數據成為驅動創新、科研與社會治理的重要生產要素[15]，可通過智慧數據和知識關聯的方法與技術實現文化挖掘分析、局部關聯和全局關聯。
《意見》充分體現跨域數據融合治理的思想，依靠“關聯多領域、不同形態數據資源以及文化數據源與文化實體形成中華文化數據庫，鼓勵支持多領域各類文化機構接入國家文化專網，搭建多元的數字化文化體驗的線下場景，鼓勵和支持文化機構拓寬文化數字內容分發渠道，加強供需調配和精準對接”[3]等舉措，為以數據要素為支撐的應用普及提供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即插即用的思維和相關應用已經初步體現在下一代全國智慧圖書館體系建設的總體架構中[8]，而通過數據資源的有效治理解決融入國家文化服務供給體系時存在的海量資源互相發現與有效互用問題、跨域共享效能與風險問題是圖書館參與完善文化知識大圖的解決方案。
1.2 制度體系化，圖書館布局趨向時空優質均衡
數字化是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必由之路[17]，也是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兑庖姟穲猿�“統籌規劃，分步實施”的原則，謀劃到“十四五”時期末達成短期目標：“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并要求通過數字化手段促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發展，優化基層公共數字文化網絡，大力發展線上線下一體化、在線在場相結合的數字化文化新體驗，擴大服務覆蓋面，推動服務普惠應用，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到達率、及時性，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3]。處于泛在信息環境下，推動圖書館制度安排與體系布局向時空優質均衡因勢利導，成為行業發展的重要轉向。
在全域、全時空內持續解決“歷史欠賬”問題。數字化轉型初期，圖書館主要關注數字資源與服務數量的增長，以補齊數字服務供給短板。例如，2012 年各省市級圖書館數字資源建設總量為 600TB，2020 年超過 1.55 萬 TB;到 2020 年底縣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可供讀者數字閱讀的電腦終端為14.37萬臺，電子圖書館藏書總量近9.61億冊[5,8]。國家圖書館2007年館藏數字資源總量只有 200TB，2013 年為 874.5TB，到 2019 年底達2,158.83TB[14,18]。
然而，需要重視的是，圖書館的數字資源豐富度、服務可及性等方面仍存在問題，如對特殊群體的數字包容度不夠，少年兒童圖書館電子文本、圖片文獻資源總量僅占公共圖書館數字文獻資源總量的 0.79%[5]。在初步完成數字化轉型之后，圖書館從體系化和專業化上進行突破，轉向數字資源與服務的全域關聯、共生和共享上來，如國家圖書館聯合全國公共圖書館啟動“文獻共享借閱計劃”，建立全國圖書借閱云平臺，打通合作館間服務平臺的連接端口，使各省文獻能夠按需分流、惠及全民[19]。在全域、全時空內持續解決“空間失衡”問題�？臻g失衡問題一直是困擾圖書館價值有效發揮的現實問題，從物理分布上來看，結合國家統計局的經濟分區和公共圖書館統計數據可以發現：
我國東、中、西和東北部的圖書館發展效能指標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如一所圖書館平均覆蓋人口分別為 60.45、46.60、31.35 和 36.22 萬人，一所圖書館平均服務范圍分別為 1,042.43、1,285.62、5,521.11 和 2,658.12 平方公里，每名館員服務的人口分別為 2.24、3.16、2.48 和 2.04 萬人，人均擁有館藏量分別為 1.13、0.56、0.59 和0.85 冊/件，持證讀者占總人口比例分別為 10.86%、3.83%、3.64%和 3.98%;這種差距在數字空間中也存在，如截至 2020，服務更廣泛人群和地區的縣級以下圖書館的電子文本、圖片文獻資源量僅占總量的 51.32%[5]。
但需要指出的是，相較而言圖書館服務在數字空間中的差距較小且能通過高效互聯互通數字資源共建共享機制進一步實現均衡發展，這種體系化布局能夠延伸到物理圖書館無法到達的地方。例如，現階段國家數字圖書館服務網絡已覆蓋全國3000 余個縣級以上圖書館，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基本建設起分布式公共文化資源庫群，軟硬件設施建設覆蓋 41 個省級圖書館、485 個市級圖書館，實現超過80%的商購數據庫資源館外訪問，并通過“網絡書香基層圖書館幫扶計劃”等實現數字精準服務[14]。
1.3 治理現代化，圖書館內驅外引協同動能
涌現治理現代化是一個過程性概念，系指將制度理性、多元共治、公平正義、協商民主等理念貫穿制度體系的構建、完善和運作，由傳統管理向現代化治理轉變的過程[20]。《意見》堅持“中央主導，地方主責”原則，重視構建文化數字化治理體系，并提出加強文化數據安全保障、加強文化數字化全鏈條監管、建立文化數字化標準體系、健全文化資源數據分享動力機制、調整優化政府投入、提升科技支撐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和激活智力智庫資源等 8 項保障措施[3]，為推動形成現代化的文化數字化治理體系提供了內驅外引協同動能。一方面通過優化業務流程提供內在的隱性變革動力，主要包括幾種業務流：
�、傥幕Y源數據的采集、加工、存儲、傳輸、交易和數據服務，文化數字內容的分析加工、分發、共享和精準服務;②文化資源數據和文化數字內容的確權、評估、匹配、交易、分發;③文化數據的解構、重構和呈現，文化數字內容需求的實時感知、分析和預測以及供需調配和精準對接;④線上線下一體化、在線在場相結合的數字文化新體驗。另一方面，通過多元主體的關系重建提供外在的顯性推進動力。具體創新為：提供一體化發展路徑和多元主體接入機制，公共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美術館、非遺館等主體在形成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可通過標準規范統一適配、業務流程優化進而匯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推動不同層級、不同平臺、不同主體之間文化數據分享以及中華文化全景呈現。這一過程中，全國統一的文化大數據體系供給了“數”活力，構建一體化的算力服務體系則提供了“云”動能。事實上，在 5G+AICDE 技術支持下，圖書館治理的內驅外引協同動能也得到了充分涌現。傳統圖書館管理重在解決孤立節點的內部業務重組問題，與文化服務供給體系脫節嚴重。數據智能推動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快速融合，可能成為未來三十年最大的社會變革之一[21]。
面向生命周期管理和信息物理融合需求，構建由圖書館物理實體、數字孿生模型、數字孿生服務體系、孿生大數據與各部分間連接等組成的數字孿生圖書館可為圖書館戰略規劃模擬提供全局的最優化決策，形成全貌的智慧管理一體化治理體系，供給體驗全新的智慧化服務，打造全面的虛擬化應急演練預案[22];當下，圖書館虛擬服務仍然面臨著多頭治理和無序發展等困境，而具備數字時空、數字文明屬性的元宇宙面世必然帶來信息的采集、組織、分析和傳播模式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推動行業內部乃至跨行業的數字資源整合、融通與開放合作，參與制定通用的資源、空間與服務規則與標準，構建互聯互通、高效有序的圖書館泛在服務體系是一個可預見的發展方向[21,23]。國家文化數字化體系是一個有機關聯的整體，圖書館如何重塑業務流和與政府部門、社會力量、其他文化機構等多主體合作共生仍留待業界、學界予以探索和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圖書館參與文化數據資源和文化數字內容的供給可以以數據治理為根基，在數字化轉型環境下推動有效的制度供給、實施公平的政策、創新組織體系和服務模式，并尋求與國家文化大數據治理體系中其他節點的邏輯關聯。
1.4 服務品質化，圖書館發展的成效惠及更廣數字化轉型
促進了服務方式和手段的革新，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保障實現服務的無限泛在延伸，使文化數字化的服務效能惠及更廣泛群體和個人�！兑庖姟穲猿�“以人為本，全民共享”的原則，注重在構建普惠均衡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的基礎上推動應用和服務更新，以實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其中，尤其重視發展以公益性為主導的文化數字化服務，并支持市場化對增強文化數字化服務品質的輔助作用。一方面，將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水平作為重要任務。強調“增強公共文化數字內容的供給能力”，“通過數字化手段促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優化基層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絡，加強面向困難群體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3]，將公共文化數據資源和數字內容依法向公眾全面開放共享。
另一方面，鼓勵增值服務以激活品質化發展的活力。建議“將凝結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識的關聯數據轉化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資產”并可基于文化數據服務平臺中開設的“數據超市”依法合規開展數據交易，夯實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并“提供文化資源數據和文化數字內容的標識解析、搜索查詢、交易匹配、結算支付等服務”，發展數字化文化消費新場景推進數字化文化體驗[3]。
數字化極大擴大了圖書館服務的覆蓋范圍和效果。依據國家統計局2020 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公共圖書館基本情況數據測算，我國持證讀者占總人口比例為7.26%;人均圖書藏量為 0.84 冊、人均購書費為 1.60 元，在疫情暴發前人均書刊外借量為0.44 冊次、人均到館次數為 0.64 次，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仍有一定差距且未能到達國際標準;此外，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 4.65 本，圖書館在國民閱讀當中的貢獻率僅約9.43%，而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分別為 48.17%、27.10%、50.55%和 28.67%[5,24]。疫情加速數字化轉型進程，數字化的優勢也得到了充分彰顯。在應對風險、變局中，數字化為推動圖書館服務效能的發揮按下了“重啟鍵”，如2020年我國公共圖書館總流通人次同比減少58.26%，但提供線上服務超 16.07 億人次，圖書館網站訪問量達 22.96 億次[5]。
為保障全民基本公共文化權益，圖書館界通過積極展開“上云用數賦智”行動、供給“無邊界圖書館”借閱方式和實施文獻共享借閱計劃等措施，實現“線下關門、線上開花”，如國家圖書館利用官方網站、國家數字圖書館 App、微信官方帳號開展全民戰“疫”知識共享主題活動，湖南、浙江和遼寧等省級公共圖書館率先嘗試“無邊界圖書館”的借閱方式，實現全民閱讀服務不打烊、社會教育不下線。此外，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創新型、均衡性、可持續、內涵式和民生化的發展模式創新也提升了圖書館服務品質，如“數字新基建”被認為賦予了圖書館信息基礎設施的重構、AI 的深入廣泛應用以及“數字記憶”工程的實施以全新機遇，能有效驅動圖書館服務價值、場景和內涵的升級[25,26];以數字新基建為基礎，推動圖書館“上云用數賦智”的行動更是方興未艾。
1.5 業態智慧化，圖書館有機體實現變革性更新業態
智慧化是實現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突破點和落腳點，也充分體現了新發展階段的文化事業的特征�！兑庖姟穲猿�“科技支撐，創新驅動”的原則，明確要求“統籌推進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全國智慧圖書館體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設”，“培育以文化體驗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業態，創新呈現方式，推動中華文化瑰寶活起來”，最終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文化數字化新業態[3]。文化數字化新業態以中華文化數據庫、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數據服務平臺為底層架構，以文化數據安全保障、文化數字化全鏈條監管、文化數字化標準體系和文化資源數據分享動力機制等為運行策略，以形成一個動態迭代更新的文化數字化服務供給體系的智慧有機體為根本目的。
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印發《“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27]，提出要“推動圖書館向‘以人為中心’轉型，建設開放、智慧、包容、共享的現代圖書館”，是我國對初步探索構建智慧數字圖書館新業態的經驗總結基礎上順勢而為的戰略選擇，這一發展路徑在《意見》中也再次得到重申。隨著數字化不斷深化，圖書館發展開始步入智慧化階段。我國智慧圖書館研究肇始于2010 年[28]，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與加速迭代推動智慧圖書館開始從概念構建走向實踐探索。研究表明，智慧圖書館的發展經歷了計算機圖書館、網絡圖書館、數字圖書館和移動圖書館等前期形態，從技術維度來看是“智慧平臺、智慧空間和智慧服務”的統一體，本質上是圖書館的一種生態體系，但圖書館智慧體也被認為是對圖書館有機體的全面超越[28,29]。國家圖書館、32 所省級公共圖書館和 42 所雙一流高校圖書館等基本實現了部分智慧化服務，智慧服務的應用普及率較高[30]。
例如，國家圖書館打造全國圖書借閱云平臺，聯合全國公共圖書館啟動文獻共享借閱計劃，實現各省按需分流，確保文獻惠及全民;提出關于“全國智慧圖書館體系”建設的總體思路和架構[8]，為全國提供了智慧化解決方案。上海各級各類圖書館基于“微服務”架構，基本搭建起智慧圖書館“場景-規范-平臺-服務”的框架和應用生態;深圳圖書館致力于推動平臺化、數據化和智慧化轉型升級，全市域內的智慧圖書館實踐處于領先水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關于智慧圖書館以及下一代圖書館開放服務平臺建設的探索仍會持續深入，結合全息呈現、數字孿生、多語言交互、高逼真、跨時空等新興技術，圖書館智慧體可從讀者、館員、文獻、設施、時空等維度實現變革性革新，且能與相關的博物館、檔案館、美術館等文化機構實現資源與服務有機連接。
2 文化數字化戰略下的圖書館發展進路歸納
圖書館數字化實踐轉向中的發展規律和經驗，結合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政策導向、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可以謀劃和推進與面向 2035 建成文化強國相適應的發展目標和行動方略。
2.1 堅守文化傳承初心，找準與數字化轉型的深層共鳴
社會數字化極大地拓寬了信息生成與擴散的渠道[15]。面對網絡服務、公共服務和商業化信息服務的競爭，圖書館需要通過深化數字化轉型來重塑主流地位，并實現與傳統模式的互融共生。不同于其他信息機構，圖書館承擔著實現和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縮小社會信息鴻溝的責任，具有實現傳播知識、傳承文明的社會功能，是權威的數據、信息、知識和文化中心，文化內涵性是其本質屬性和差異化優勢。因此，堅守文化使命，深耕知識資源數據和數字化知識內容供給是圖書館融入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邏輯起點，主要包括三個關注點。
首先，數據要素化是保持數據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的“血液”，要推動圖書館使命與數據要素化的要求高度契合。圖書館可發揮其在描述資源、提供訪問和建立館藏以及為數字資源的長期管理提供支持方面的悠久傳統[31]，立足生命周期完善頂層設計優化數據要素治理，利用分類方法統籌數據要素資源管理，借鑒信息質量標準強化數據質量控制，總結數據管理經驗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標準制定[9]，從技術、法律、倫理等方面構建標準規范，從數字資源生命周期視角引領共同規則的構建，引導完善數據分享動力機制，充分優化數據要素流并激發數據要素效能，為圖書館數字內容的確權、評估、匹配、交易和分發提供數據驅動的普惠應用和增值服務。其次，依靠知識重組與呈現的專業能力達成圖書館使命。
在數字化場域下，知識資源數據和數字化知識內容的科學分類、規范標識、多源聚類、重組、發布、共享和交互操作具備可靠的數字孿生、拓展現實、區塊鏈等技術底座[32]，需突破以文獻為最小組織單位的數字圖書館館藏數字資源組織的基本方法[33]，為圖書館全流程智慧化管理、知識內容全網立體集成并融入國家文化專網奠基，在線上線下智慧空間推動知識服務的全景呈現。最后，致力向全域智慧化知識服務轉型，并完成提升公共知識服務對用戶體驗的支持度的圖書館永恒使命和追求。數字化轉型構筑的數據資源關聯網絡對知識服務生態鏈條的全域聯通、智慧空間的線上線下虛實交互起到了良好支撐，下一步的重點是將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文化體驗展示空間和場景接入中華文化全景，建議在圖書館服務體系的末梢中挖掘數字化服務匯聚與呈現的潛能，提供多粒度集成知識服務。
2.2 把握數字時代方位，夯實文化強國建設的知識底座
在充斥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模糊性的烏卡(VUCA)時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處在信息不對稱社會之中，人們更加依賴信息查詢與獲取，對圖書館的可及性、可獲得性要求越來越高。未來圖書館需要的核心能力為“助力強國戰略、提升民眾素養”，其使命包括但不限于：輔助科技創新、提升全民文化素質、傳承歷史文化、推動科學普及和引領學科發展[34]，而實現使命的根本要求是圖書館的資源全面融合、無縫連接。近年來，國家宏觀政策以及規劃中持續強化對文化強國建設的支持，如明確要求“打造分級分布式數字文化資源庫群”“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和“構建國家科研論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臺”等。《意見》進一步要求從中華文化數據庫、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數據服務平臺三個方面強化文化強國的知識基礎，給圖書館發展帶來重要啟示：面臨數字化轉型機遇和挑戰，通過數字化技術方案進一步夯實文化強國建設的知識底座是求解之道。
職是之故，一方面，當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稱“新基建”)為抓手重構圖書館信息基礎設施體系。建議設立圖書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基金專項，制定圖書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細則和標準規范，并將圖書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列入地方規劃;利用“將文化數字化共性關鍵技術納入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和地方科技計劃的重點支持范圍”[3]的戰略機遇，在圖書館領域加快布局數字化科技創新平臺，研發知識資源組織、集成、融合和共享的核心支撐技術，并積極探索建設“云端+本地”融合的基礎設施體系[25]。
另一方面，采用重點布局的策略，積極引導建設“國家統一數字資源平臺”，在“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發展、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軍民融合發展”七大戰略規劃下的關鍵領域提高圖書館資源庫、服務平臺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如優化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國家科技信息與情報服務、高等教育數字文獻保障和城鄉數字化閱讀服務協同等體系和平臺建設，使圖書館成為融合傳統文獻資源和公開環境下的政府開放數據、開放科學數據、公共信息資源(如政治、經濟、文化和網絡熱點信息)等的知識集散地，推動形成廣泛覆蓋、深度融合、無縫鏈接的信息資源網絡[34]，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知識和智慧支撐。
2.3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專業化與社會化的互構“以人民為中心”是對中國圖書館發展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必然選擇，同樣也是數字時代圖書館事業建設的根本遵循。通過“統籌布局、完善標準、一體化實施”“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館制宜”的思路，我國圖書館數字服務網絡保障人民主體地位的能力顯著增強。文化強國愿景下，數字化、智慧化轉型將長期并行，圖書館發展的時代主題是“體系化為表、專業化為里”[35]。面向未來，應通過專業性與社會性的互構，以改革創新圖書館服務并提升其專業化質量。
2.4 優化數智賦能機制，推動業態創新與高質量發展未來圖書館可能將會發展成為一種網絡運行的數字化、虛擬化、可移動、智慧服務的新形態[34]，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相關技術領域的迅速發展，圖書館的業態也具有無限可能。
有學者從組織管理和技術發展的視角構建圖書館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機制，通過授權賦能、數字賦能、知識賦能和智慧賦能的相互作用與聯動，持續重塑資源、空間、治理和服務要素，推動圖書館業態更新[37]。從可預見的未來來看，我們正行走在智慧圖書館體系建設征途上，開始在虛與實之間想象元宇宙中圖書館的模樣[23]，智慧圖書館信息資源組織與知識服務提供業務被認為非常適合在元宇宙中進行，已有了一定的實踐基礎[38]。因此，有必要重新規劃圖書館業態創新與高質量發展的數智賦能機制。
首先，打造以數據為支撐的賦能機制。在文獻服務、信息服務、情報服務之后，數據服務是知識服務的最后一塊拼圖[10]，應采用數據表征一切，推動數據注入圖書館業務流程，為元數據互操作、數據融合、資源互發現提供統一數據標準，讓數據從決策、優化、推廣和創新等維度產生作用，為“數據智能+網絡協同”的智慧圖書館服務體系建設提供持續動力。
其次，構建以技術為核心的賦能機制。近年發展成熟的分布式文件存儲、多層次數據融合、基于區塊鏈的數據共享、數據動態評估與智能推薦等關鍵技術對重塑圖書館業務和服務場景具有重要作用，數字技術賦能圖書館發展拓寬了全民閱讀邊界，我們需要解決影響智慧圖書館發展的全媒體、平臺化和新業態三個核心問題[39]，持續關注元宇宙賦能構建“社會、物理、信息”三元空間平行的價值共生、智能計算、人機互聯、虛擬現實等關鍵技術，為打造真正意義上“時空關聯、交互協作、沉浸體驗”的智慧圖書館體系提供技術保障。最后，形成以用戶需求為著力點的賦能機制。滿足用戶需求永遠是圖書館價值發揮的基點，解決數字轉型與變革下圖書館數據資源收藏、競爭服務陣地、知識中介功能、獲取成本與效率弱化等導致的用戶流失問題[15]，需要以數據和技術的賦能為支撐，使圖書館形成從“需求被動滿足”轉型為“需求智能感知”的智慧服務能力。
3 結語
圖書館具有“數字使命”，理應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獻智獻力。將圖書館的價值和功能擴展到服務國家戰略，我們可以站在更高的維度審視圖書館的定位，并從歷史經驗中總結規律，從數字時代下的用戶需求出發，探尋圖書館發展進步的邏輯進路。從現實情況來看，雖然數字化變革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數智賦能對破解圖書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加速向“智慧圖書館”轉型和實現整體智治與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指引下，圖書館服務的時空場域得到極致放大，圖書館數字化轉型的未來已來。面對充滿挑戰和機遇的時代，中國圖書館“行業—學科”共同體應秉持未來思維，重構圖書館數字化發展的制度設計、設施建設、資源保障、技術應用和服務供給，推動圖書館不斷更新實踐樣態和發展模式，以一種新的業態迎接新的發展環境，更好地助力文化強國和現代化強國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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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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